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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·中外对话｜解决全球性挑战，儒学如何提供思路？******
近来，国际局势复杂动荡，大国之争加剧政治对抗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“零和博弈”的严峻挑战。
早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古代先贤便提出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。著名思想家孔子所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让“和而不同”的哲学思想成为极具活力的中华文化精髓。国与国之间，文明与文明之间，中国的“和”文化，既彰显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大儒情怀，又带来跨越历史长河的时代启示。
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智慧，能为消弭纷争提供何种方案？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之辩尚存，多元文明如何在“和而不同”中共存共荣？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、国际知名汉学家、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近日做客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，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、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展开对话。
视频：【东西问·中外对话】中外哲学家：儒学属于世界，当今世界也需要儒学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对话实录摘编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中国“和”文化该如何翻译和理解？与西方“一多二元”有何本质区别？
安乐哲：中国“和”的概念，不能直译为英文“harmony”，而应翻译为“achieve harmony”，体现一种过程感。中国文化的“和”是一个整体概念，包括理性、美学等。要理解“和”文化，必须要站在中国的“一多不分”的文化语义环境。所谓“一”与“多”，是不能分隔的相互关系，即单子个体的特殊性，与它所在多样性的环境，形成共生共存的状态；这是一种在紧张关系的状态中，也能产生和谐的自然动态。而西方文化，是一种“一多二元”的价值观和叙事体系。“一多二元”意味一切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，都是单子个体，状态是各自独立、有矛盾冲突。
“和”可理解为一种优化共生体系(optimizing symbiosis)。中国人爱用“家庭”做文化比喻，因为家庭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种方法。为了家庭，你可以做任何事，家庭也能成就每个人，家人一定要彼此扶持。可以说，中国的文化将家庭放到了最高价值层面，这一点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。所以，中国文化不是追求统治世界，而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存。
视频：【东西问·中外对话】安乐哲：“和而不同”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田辰山：“和而不同”不是简单的多元性。以乐曲举例，音符是不同的，但不同音符只有在合奏中才彰显独特性，也正因音素的特色，才产生真正的“和”。“和而不同”不是各唱各调，而是“和”在一支美好的乐曲中。通俗而言，“和”不是简单的“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们在一起”，而是无论你多么与众不同，都能在“一多不分”的“生生”的意义上获得“和”。
“和”文化是知不同以求和，是一种“求和”的君子文化，而不是求“同”的小人文化。君子“和而不同”，是君子不在乎“同”与“不同”。“和”意味着关系和事物的内在联系，与西方“一多二元”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
资料图：2022年6月26日，观众在南京博物院参观“晋国”特展。图为展出的夔龙纹编钟吸引观众的目光。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：当下，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，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。例如《孙子兵法》提出“慎战”的思想，而《战争论》等西方著作，更强调如何摧毁敌军。中国与西方，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差别？
安乐哲：西方的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一目标，打仗是追求名誉和荣光。而中国讲究“文武”，战争目标不是胜利，而是“义”，是仁义的“义”；“义”也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个目标。“义”既指道德，也指意义。如果要追求最有意义、最道德的生活，应该完全依靠“文”，但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，又必须得用“武”，这是中国文化对“打仗”的一种态度。就像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表达的精神，“用兵”是决定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，但凡有一丝可能不打仗，就不要出兵。
田辰山：西方对战争的概念，基于“有限游戏”“零和游戏”，强调“赢了后通吃”，战争(的目的)在于夺取霸权、主宰世界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；西方文化中的“和平”，就是“我征服你、你臣服于我”，没有正义、不正义之分。
中国对战争的观念，与西方有本质不同。汉字“武”字，本身就是“止戈”的意思，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。中国对战争(的观念)是一种“仁义”思想的延伸，即“打仗必须出师有名”，要为了仁义。中国围棋最能表达这种思想，即尽可能避免、减少双方的损失和伤亡。《孟子》对此也有充分阐释，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，控制住即可。所以中国的战争思想，是以仁义和人民的支持作为最大力量，而非唯武器论。
图为少林寺藏经阁藏古棋谱《残局类选》。韩章云 摄中新社记者：孙中山先生做东西文明比较时，曾提出“王道主义”“霸道主义”。如今该如何理解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之辩？
安乐哲：美国历史学教授詹姆士·汉金斯(James Hankins)在《道德政治》(Virtue Politics)一书中提出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(的成就)，跟政治制度的关系很小，最重要的是与领导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有关。“王道”反映的是，领导阶层如何通过教育，提升自己的认知和道德，心胸宽广、有很强的包容精神；同时建立一个有益的制度体系。“王道”强调整体性。
田辰山：孙中山当时说的“王道主义”和“霸道主义”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、十分有意义，今天的“霸道主义”仍然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“霸道主义”，本质没有变。
什么是“霸道主义”？是一种存在于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。“霸道主义”不讲仁义，只讲谁有更大实力，靠力量争夺利益。
什么是“王道主义”？“王道”是仁政、民本政治，不是单纯讲武力。“仁义之道”致力于维护百姓利益，要得民心。现在的“王道”，就是社会主义，讲“和合”文化，讲 “公”字，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的政治。
视频：【东西问·中外对话】田辰山：要警惕当今“霸道主义”依然横行来源：中国新闻网
中新社记者：“仁义”与“和”文化对全球合作有何时代意义？
安乐哲：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了。谈到“一多不分”，我们有“多”，但目前缺“一”，这个“一”能从哪里来？中国的历史可以给世界启发。中国的“和”文化、家庭观念，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，要让全球更多了解“和”的概念，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。
当下，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，例如疫情、气候变暖，恐怖主义等。很多事中国没办法自己解决，美国也没办法，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方法，“和而不同”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。除了打造“共同体”以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？
田辰山：从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化提出来的中国方案，方向是对的，符合世界人类共生的一种哲学追求，全世界应该走“和而不同”的道路，而不是打起来没完。“和”是有前提的，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才能实现，“一带一路”是一种实践方式。这是对“零和游戏”的世界规则的一种转折性的运作。反对者和破坏者会很多，阻力会很大，但要有信心，保持理智思考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。
解决世界问题，现在光讲“你输我赢”这样的“有限游戏”，是不行的，要回到“无限游戏”上来，只有讲共赢才行。儒学正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文化。
曾发出“最后一电”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****** “此电恐为最后一电，来生再见。”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“最后一电”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。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，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，坚守衡阳47天，打退日军多次进攻，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“最后一电”的电报。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，闻名全国，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。 2023年1月9日，当年发出了“最后一电”的发报员、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，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，享年94岁，“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，要走正道，堂堂正正做人。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，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，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。”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，1941年，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，投身抗日，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。1944年，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，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，疯狂实施所谓“一号作战计划”，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、衡阳是主战场之一。当年5月底，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。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，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。当年6月，长沙沦陷，衡阳北面再无阻挡，日军大举南下进犯。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，寸土不让，等待援军，但双方实力悬殊，守军只有17000余人，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，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。 1944年8月6日发“最后一电” 文中介绍，卢庆贻曾回忆说，1944年6月下旬，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，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。但守军士气高涨，沉着应战，顶住敌人猛烈炮火，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。“日军还使用了毒气，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。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，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，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。”卢庆贻说。此后，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，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，援军却迟迟不到。8月6日，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，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，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，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。此后，卢庆贻被日军俘虏，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，抵达贵阳后，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“最后一电”全文。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，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，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，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，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。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，70多年后，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。衡阳沦陷后，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，长时间没得到安置。抗战胜利后，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，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，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。卢庆贻的儿子说，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，“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，回忆当年的故事。”1946年，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，再也没有出去。 据新华社报道，2015年9月3日，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，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，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。在卢庆贻卧房里，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，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。“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，我算幸运的。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，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。”卢庆贻说，“我们要珍惜和平，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。”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，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，“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，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。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，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，找他了解情况，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‘最后一电’的经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，要走正道，做一个正派的人。” 文/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/孙慧丽 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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